朱子家訓
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，要內外整潔。既昏便息，關鎖門戶，必親自檢點。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。半絲半縷，恒念物力維艱。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自奉必須儉約，宴客切勿留連。器具質而潔，瓦缶勝金玉 ；飲食約而精，園蔬勝珍饈。勿營華屋，勿謀良田。
三姑六婆，實淫盜之媒；婢美妾嬌，非閨房之福。童僕勿用俊美，妻妾切忌豔妝。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；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。居身務期質樸，教子要有義方。勿貪意外之財，勿飲過量之酒。
與肩挑貿易，毋佔便宜；見貧苦親鄰，須多溫恤。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；倫常乖舛，立見消亡。兄弟叔侄，須分多潤寡；長幼內外，宜法屬辭嚴。聽婦言，乖骨肉，豈是丈夫；重資財，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嫁女擇佳婿，毋索重聘 ；娶媳求淑女，毋計厚奩。
見富貴而生讒容者，最可恥；遇貧窮而作驕態者，賤莫甚。居家戒爭訟，訟則終凶；處世戒多言，言多必失。毋恃勢力而淩逼孤寡；毋貪口腹而恣殺牲禽。乖僻自是，悔誤必多；頹惰自甘，家道難成。狎昵惡少，久必受其累 ；屈志老成，急則可相依。輕聽發言，焉知非人之譖訴，當忍耐三思；因事相爭，焉知非我之不是，須平心再想。
施惠無念，受恩莫忘。凡事當留餘地，得意不宜再往。人有喜慶，不可生妒忌心；人有禍患，不可生喜幸心。善欲人見，不是真善；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。見色而起淫心，報在妻女；匿怨而用暗箭，禍延子孫。
家門和順，雖饔飧不繼，亦有餘歡；國課早完，即囊橐無餘，自得至樂。讀書志在聖賢，非徒科第；為官心存君國，豈計身家。守分安命，順時聽天。為人若此，庶乎近焉。
附注：
朱熹于宋高宗紹興十八年（１１４８）中進士，歷任泉州同安縣主簿，知南康軍、提舉浙東茶鹽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、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。平生不喜為官，“仕於外者僅九考（共九年），立於朝者四十日” （《宋元學案·元晦學案》上），一生主要的時間（約四十年）在在福建講學。晚年捲入當時朝廷的政治鬥爭，被奪職罷祠，其學被定為“偽學”，其人也被定為“偽學首魁”，直到去世之時“罪名”尚未解除。但朱熹死後不久，“黨禁”解弛，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，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“孔門十哲”之一，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於孔子和孟子。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，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，而且還元播海外，如李朝時期的朝鮮、德川時代的日本，“朱子學”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。朱熹幼承家學，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，少時又師從屬於“洛學”一派的胡憲、劉勉之、劉子。他早年為學博雜，氾濫詞章，出入佛老，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。從二十四歲時，他受學於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，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。
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後，朱熹終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、經學家。朱熹的學問淵博，於學無所不窺，在先秦諸子、佛道思想、史學文學、天文地理、文字音韻、訓詁孝據、典章樂律等許多方面，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。更重要的是，朱熹以繼承二程“洛學”為己任，廣泛吸收了周敦頤、張載、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，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，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緻的思想體系。
在經學方面，朱熹有許多著作，如：《易》有《周易本義》、《易啟蒙學》、《蓍卦考誤》、《易傳》、《古易音訓》、《損益象說》、《易答問》、《朱文公易說》等；《書》有《書古經》、《書傳緝說》、《書說》、《文公書說》、《書經問答》等；《禮》有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、《儀禮經傳圖解》、《朱子井田譜》、《禮記辯》、《儀禮經傳通解續》、《朱子禮纂》等；《孝經》有《考經刊誤》、《考經存異》；《四書》有《四書集注》、《四書或問》、《論孟精義》、《中庸輯略》、《大學集傳》、《大學詳說》、《大學啟蒙》、《論語要義》（兩種）、《論語訓蒙口義》、《論語詳說》、《孟子集解》、《孟子問辨》、《四書音訓》等。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，但僅從以上這個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。在這些著作中，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《四書集注》。自元朝中期後，此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，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為止。朱熹於《四書》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，他早年著力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晚年尤工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辨析毫釐，遠在《易本義》和《詩集傳》（這兩書也為明清科舉功令）之上。至於對《大學》分經傳、補“格致”，那是出於其經學中的“宋學”之主觀立場，此點雖有論辯之餘地，卻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。
朱熹治經，艱苦重漢唐注疏，又不一味推尊，其方法如其在《論語訓蒙口義》中所說的：“本之注疏以通訓詁，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，然後會之于諸老先生之說，以發其精微。”自義理之學興，學者多以為得孔孟不傳之統，對漢儒經注頗為鄙薄，朱熹認為這是不恰當的。所以，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，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。正如錢穆指出的：“朱子於經學，雖主以漢唐三注疏為主，亦采北宋諸儒，又采及理學家言，並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。其意實欲融貫古今，彙納群流，採擷英華，釀制新實。些其氣魄之偉大，局度之寬宏，在儒學傳統中，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。惟兩人時代不同，朱子又後鄭玄一千年，學術思想之遞衍，積愈厚而變益新。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，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。經學與理學相結合，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。”（《朱子新學案》）
朱熹一生著述極豐，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中著錄者有四十餘種，未著錄的尚有二十餘種，另外由其弟子或後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餘種。全祖望在《宋元學案》中稱他“致廣大，盡精微，綜羅百代矣”，並非溢美之虛語。朱熹著作中最重要、最有影響的，除《四書集注》外，當推《朱文公文集》、《朱子語類》、《朱子家禮》。